受訪者：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陳儀深教授
採訪者：陳又嘉 楊智鈞 陳冠廷
文：陳又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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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7是特別的一年，時逢228事件70周年和解嚴30周年，越界希望趁著這個別具意義的時點帶大家回顧台灣歷史，透過訪問中研院近代史所的陳儀深教授，由學者的角度解析228事件的究責問題，以及事件發生後造成台灣歷史記憶的斷裂。轉型正義是專制國家邁向民主重要的一環，唯有勇於面對歷史，才有可能讓島上的人民以至於後代子孫共同乘載屬於我們的集體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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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研究228的契機
Ｑ：是怎樣的契機促使您投身研究二二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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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1990年代處於一個時代氣氛的轉換，不論身處國外或者國內，皆不免在環境氛圍下受到刺激和啟發。在1991年，透過中研院的進修制度，我有幸至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進修。那裡的東亞圖書館(East Asian Collection)有各種豐富的藏書資料。恰巧於同一年，美國學者Ramon Myers與賴澤涵教授共同發表了《悲劇性的開端:台灣二二八事變》(A Tragic Beginning)一書。那是第一本以英文撰寫的、研究二二八事件的學術專書。在研讀之後，我寫下了評論發表在自由時報上，同時在那五個多月撰寫了第一篇研究二二八的學術論文。
在回到國內後，正值李登輝前總統推行二二八的處理計畫，責成行政院成立二二八研究小組，第一層的學者包含了張玉法教授以及政府高層如葉明勳等人，第二層為真正執筆的賴澤涵、許雪姬與黃富三等教授，完成第一本官方的研究報告。與此同時，民間亦成立了研究小組，由鄭欽仁教授、陳永興先生等推動舉行學術研討會，我本人亦參與發表論文，事後被收入《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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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228認知的今昔對比
Ｑ：想請問教授，兒時與現今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認知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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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生長於噤聲的年代，早年我對於二二八的認識是模糊不清的。務農的父親時常對孩子說道:「囝仔人，有耳無嘴。」大約1980年前後我開始對現實的社會產生關注。那時也是父親過世的前一年，我向父親詢問了1947年家鄉發生的事情。我父親曾擔任過日本軍伕，被派遣到南洋。這件事不僅僅是彌補了小時候的遺憾，更是在未來延續了歷史傳承。
後來我在扁政府時代擔任二二八基金會董事，就把握機會推動故鄉雲林縣的二二八口述史計劃，並且在不久後出版了《濁水溪畔二二八――口述歷史訪談錄》(2009)一書。書內提及，雲林二二八可以分為兩條主線。一條是位於虎尾的國軍從機場出來以後，逃往林內鄉(我的故鄉)，在濁水溪畔與竹山青年激烈戰鬥，隨後在坪頂被繳械看管，鄉民給予熱食等照顧。然不久後，援軍來臨帶走了他們以及林內鄉副鄉長。過程中大概林內青年只有一位當場死亡，竹山青年有二十多人死亡。另一條線是古坑及北港一帶，反抗軍首領為斗六醫生陳篹地。幸虧我及時在2008年9月幸運地訪問到陳篡地的夫人，她在不久後便撒手人寰。我慶幸於自己能夠為故鄉雲林盡一份微力，為這個重大的歷史事件留下紀錄，也珍惜能將職業與志業相結合的機會。這不僅是滿了一個願，而且是身為學者的幸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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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當時執政者責任歸屬的評價
Ｑ：雖歷史不可挽回，然而我想請問，若您當時候身為執政者，是否會做相同的決定?若否，理由為何?(並請教授透過分析當時的台灣情勢，說明做決定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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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歷史無法假設重演，吾人只能解讀歷史檔案、從現今觀點評論過去，根據普世價值對統治者批評。二二八事件並不是共產黨抑或台獨搧動的事件，而是台灣人對於政府壓迫的反抗。我認為蔣介石必須為二二八事件負最大的責任，簡單說，蔣介石對於台灣事便情況始終掌握，資訊充分、可以有不同的選擇，卻不顧黨內一些反對派兵的一件，做出強制鎮壓的決策。
在查緝私菸爆發衝突後，民間的應對為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並提出32條處理大綱和10項要求；位於上海的台灣同鄉會提出驅逐陳儀(行政長官)以及台灣自治的訴求。在政府應對上，是由監察委員丘念台等人提供台灣調查報告。蔣介石在3月10日公開說是因為台灣逾越了地方政府的份位提出不當要求，他才決定出兵鎮壓。事後，蔣介石對於丘念台等人主張政府應該負責，應該調回二二八發生以前所有的軍政官員的建議充耳不聞，反而只有記功嘉獎、拔擢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二二八屠殺主兇之一)為全省警備司令；至於陳儀的處置，雖調回南京政府行政院任職，但第二年就升任為浙江省主席。
(種下台獨的根源)
蔣介石之處理二二八是失敗的，從中國的觀點看也是這樣。如果說中國的利益是保住台灣，那麼二二八事件的處置恰恰種下了日後台獨的根源，所以我記得一位政大歷史所(今已逝)的老教授李定一曾經說，台獨運動是國民黨一手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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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儀的責任
Ｑ：若說蔣介石應負最大的責任，那麼對於陳儀的責任應何在？又或者他只是迫於情勢？
Ａ：陳儀也應當負相當大的責任。作為最直接的處理者，手握軍政大權的陳儀當然要為當時的貪汙和軍紀敗壞負責，而司法的不獨立更是助長了民怨。如，根據南京派來的閩台清查團劉文島的報告，他曾將專賣局以及貿易局二局長以貪汙罪移送法院，然陳儀下條子便將二人輕易地保出來。對此，劉文島甚至在南京國防最高委員會中，放聲大哭說道自己無法做人。以上的種種，使大家心中埋了個念頭，就是認為二二八事件是遲早都會爆發的，因其欠缺妥當處理民怨和充分理解民情。
原本應遭撤職查辦的陳儀，被蔣介石動用總裁特權保住他。不久後還升任浙江省主席。後來，陳儀被槍決實與二二八事件無關，而是暗中投靠中共，要求湯恩伯將軍不要認真抵抗共軍，反遭湯恩伯出賣。因此，陳儀被送往基隆要塞關了半年後，1950年6月18日於台北被槍斃處決。總之，沒有任何軍政首長為二二八事件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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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事件追究與否及其可能引發社會分裂的疑慮
Ｑ：現今對受害者已提出相關賠償措施（補償金、邀請家屬出席特定場合等），然而對於加害者卻常因時間久遠而難以追究，引起是否應要追究到底的爭論，如反對者認為此將造成社會割裂等問題。想請問您認為是否該追究？若是，又應追究到何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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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所謂的追究責任並不是要對加害者追捕審問；除了民間學者的評論究責之外，政府至少應認定蔣介石在事件中的罪責，進而處理中正紀念堂的轉型。公開的檔案資料顯示，蔣介石以及蔣經國在白色恐怖等事件上，應負最大責任，如此一來，還立一間這麼大的廟(中正紀念堂)讓千萬人民崇仰敬畏之，實可謂荒謬。但中正紀念堂背後有法律基礎支持設立，難以直接變更轉換它。應由文化部和立法院、由行政和立法相結合，推動改革及修改相關法條，建議可將中正紀念堂轉型成「人權博物館」或者是「歷任總統文物館」。關於後者，是基於國家建構的觀念，將蔣介石、蔣經國也納含進來，不僅是有感情的圓融各族群，也能面對外省人或者國民黨為蔣介石的辯護，且有力反駁轉型正義是排擠打壓外省人一說。
至於各民族如原住民、外省人對於國家的認同，也是轉型正義的目的之一。上述之歷任總統博物館，是以1949為起始，將中華民國視為一全新國家，不分先來後到、本省與外省、國民黨與非國民黨人士，都是平等國民，這才是真正情感的累積以及國家的形成。或許，台獨派偶爾的言論會使外省族群或深藍黨員認為轉型正義是在行打壓之實，然唯有以民主團結與國家建構方向實踐轉型正義，而非走上革命之路，才能消弭大眾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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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是否該替蔣介石背黑鍋？人民如何省思國家機器的迫害？
Ｑ：您在自由時報的訪談中表示，蔣中正應該為二二八事件負最大責任，您認為國民黨是否須為蔣中正的決策做出賠償或者相關行動？國民黨至今仍不願承認自己是事件加害者，身處現代的台灣人民如何面對並反省威權時代國家機器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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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國民黨與蔣介石在二二八事件上的責任不宜一概而論，事實上1947年3月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有通過臨時提案，要將陳儀「撤職查辦」，只是被蔣介石依據總裁特權予以打消。 而台灣人民又應如何反思反芻歷史的教訓?從轉型正義出發，首先為還原與了解真相，追究責任次之，最終才是汲取教訓。然基於政治因素，轉型正義時常被誤認為是在清算國民黨，而過去的國民黨也總是為蔣介石卸責、阻擋轉型正義。所幸，已經有部分國民黨黨員意識到問題之重要性，如:蔣萬安委員對於受難者的態度比較友善開放。這樣的現象是好的，藍綠兩黨應一起推動轉型正義，而台灣需要將認同的糾結解開，才能真正落實轉型正義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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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ＮＧＯ的努力
Ｑ：除了對受害者家屬的賠償，以及邀請受難者家屬參加每年固定舉辦的紀念活動外，您覺得政府甚至民間ＮＧＯ組織尚有哪些努力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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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在政府方面，處理轉型正義已經有一定的成績，像是先前提及的政治檔案徵集與開放，補償受難者等等。在NGO方面，最需處理的應是國家認同問題。期望能促成內部國家與國民雙方的共識，傾聽多方意見，而非只站在自己的立場大聲疾呼。以己身經驗為例，長期以來台灣教授協會每年都會有紀念活動如遊行、學術研討會等；更有許多團體如長老教會、教師聯盟、北社、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彭明敏文教基金會等的民間組織也常參與其事。近幾年來由年輕大學生主辦的「共生音樂節」，便是我在擔任二二八關懷總會理事長時，與藍士博一起推動成立的。背景是台教會所支持的獨立青年陣線，進化組成的共生音樂節，可說是紀念二二八模式的翻新，交棒給了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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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轉條例與不當黨產
Ｑ：您對於２０１６年開始立法院處理中的「促轉條例」看法如何？不當黨產又該如何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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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促轉條例雖然重要，是蔡英文政府「框架立法」之必要，會使轉型正義的處理比較順利，然而也不能將它視為萬靈丹。除了藍綠兩黨的共識仍是未來的難題，轉型正義本來就需要政府各部門(如教育部文化部內政部等等)一同協力處理，而不是僅僅一促轉委員會的責任。至於不當黨產的處置，目前政府處理狀況應還不錯。財產的處理會碰觸法律上的技術問題，顧立雄之後接任的人亦具有一定的法律背景。促轉條例是比較全面性的，而不當黨產只是其中的一個面向，因其特殊性而被特別做成條例，此外還有「政治檔案法」也要儘早通過，才能完整處理轉型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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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歷史課綱的改進空間
Ｑ：我們之後的新聞稿會著重探討如何將轉型正義透過教育讓學生更加了解歷史事實。想請問您對於現行中學本課本中的台灣近代史，從一個專業歷史學者的角度檢視，有什麼需要改進之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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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雖說現今課綱對於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相關內容尚不夠深入，例如沒有談到責任歸屬的問題，然比起從前的一概不談，已是進步了，如將台灣史脫離中國史獨立成冊。至於如何建構台灣主體的史觀，還是有待教育部繼續努力。近年，中研院劉益昌教授(人類考古學家)亦提醒了考古學的觀點，教科書不要侷限於漢人四百年史的觀點，要注意原住民族的歷史，並將自然史也納入考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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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年輕世代的勉勵
Ｑ：想請問陳教授，對於我們這年輕的一代，有甚麼勉勵的話?我們又應如何接觸諸如二二八事件等過去的歷史，以及激發了解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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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結合「志業」與「職業」為目標吧!前面談論的很多議題都牽涉價值衝突，這對於法律人來說尤為重要，實現正義並關懷時代價值，就將困難視為挑戰吧。若是將現在所學與社會連結，學生便不會感覺到學問是很遙遠的事。社會關懷需要感情，但要如何與理智搭配，卻是一種考驗。總之我強調的是廣泛閱讀，培養「有智慧的熱情」，給你們年輕人參考。
